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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扬：米兰冬奥会上，有几名老队员是我比较关注的。虽然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老人家”了，但我认为这次复出展现了他们的担当与对事业的热爱。这些赞美之词我就不多赘述了。但其实我更好奇的是，在退役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复出的运动员，他们的运动寿命是否可以通过现在的各种训练保障得到延长。虽然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得已的复出，但我觉得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推广。同时，我相信运动员能够延长生命力，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我个人觉得，除了经历退役阶段之外，更重要的是退役之后要做什么。这对于每位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我个人认为，职业规划非常重要，我的经历也告诉我，职业规划必须提早进行，而不是等到退役之后才去考虑。在运动员时期，就要为退役后的生活和发展做好准备。因此，在训练期间不能放弃学习，一方面是对外界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基础知识的积累。我自己在运动员时期一直学习英语，并积极参与一些国际组织的会议，即便有时候下了飞机就要开始训练，但这些经历对我退役后的顺利转型非常有帮助。

　　我印象中应该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在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专业人才。近些年来，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参与已经呈现全方位发展。不仅在国际奥委会层面，在原本中国比较重要、较强的单项组织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此外，在运动员委员会中，中国运动员的参与也是近年来变化较大的部分。我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国际体育组织的运动员。在我之前，早期进入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中国代表有李宁、郎指导、邓亚萍等，而我和张虹等人则延续了这一传统。

　　记得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新设的混合接力项目中，我也是工作小组成员之一。当时我正好还在国际奥委会的项目委员会，对北京冬奥组委也非常熟悉。设立一个新的项目，需要三方认可：单项组织、赛会主办方以及国际奥委会。当时我作为理事，虽然不应该参与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但我主动提出因为我对三方的需求都非常熟悉，我相信自己的参与能够更大程度保障该项目在当年诸多希望通过认可的新项目中脱颖而出。虽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在自己的争取下，我还是进入了工作小组，并且最后也很高兴看到中国队拿到了这枚金牌。

　　当时我提出的这个疑问，没有人给我回答。二十年后，当我成为副主席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我想起第一次参会时我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并与律师及专业人员讨论。当时他们都说，调查背后的责任非常困难。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将反工作立法，可以立案调查。一旦面临有运动员，尤其是未成年的运动员被教唆、被用药等问题时，可以有工具去处罚相应人员。同时，处罚也不是唯一的方式，还有教育。尤其在食品污染等问题下，加强随行人员的教育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