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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程志明，央视资深的高级记者，生于1951年。1966年，到黑龙江插队，1971年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7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分配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体育部；1989年 借调至亚运会办公室公关部主任；1991年调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1992年参与巴塞罗那奥运会直播。1995年1月，创办体育频道直播谈话节目《体育沙龙》（后改为《体育漫谈》、《五环夜线年,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任。2005年 ,任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监助理，主要负责体育赛事的信号制作、转播和录像工作。自1979年起，他参与报道了数百次国内外重要体育赛事，是体育赛事报道领域的佼佼者。
从1979年开始从事体育报道工作，至今已经近30年。除了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大型体育直播谈话节目《体育沙龙》的创办，担任了该节目的首任制片人。还采访和报道了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历届夏季奥运会，总共7届，以及2届冬季奥运会，5届亚洲运动会，6届全国运动会。作为实践的领导者和理论的开拓者，程志明率领中央电视台团队参与了雅典和北京奥运会及多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工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赏。他撰写了数万字的论文，建立了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的基本理论体系，主编了《英汉/汉英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词汇手册》等著作。
程志明担任2004年雅典奥运会任领队，率领中央电视台58人队伍，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出色完成了乒乓球、羽毛球和现代五项共3个项目的公用信号制作任务，获得国际奥委会高层领导和电视专家的高度赞扬，为中国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了历史。之后又率队参加了多哈西亚运动会、墨尔本英联邦运动会、多哈亚运会、亚洲杯足球赛、女足世界杯赛、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疾人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均赢得广泛好评，确立了中央电视台在国际电视信号制作领域的地位，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结合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实践，在理论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撰写了数篇论文，第一次对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核心理念、标准、特性和形态以及各岗位工种的职能作用做了较为精辟的论述，明确地解析了信号制作和转播之间的功能区别，提炼出“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体育节日”、“均衡压倒一切”、“成熟的队伍制作成熟的信号”、“导演组一变六”、“把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转变身份保持中立”、“生产车间和批发市场”、“工业化生产流水线”、“强化规定动作弱化创新意识”等通俗易懂的概念，对诠释奥运会信号制作理念、更新制作人员的观念、规范工作行为、树立标准概念、培养专业人才起到引领作用。此外，还参与了2005年6月出版的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本《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一书的编写工作，作为专业指导，在该书的立意，构架搭建，总论的方向性和核心概念的把握，专业表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把所研究和提炼出来的许多概念和体会写进了书中。此外，作为副主编，还参与了2007年8月出版的《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一书的策划、编写工作，借助编辑第一本“标准研究”的经验进一步完善该书中的立意、观点、专业表述等环节，使之更加准确实用。主编出版了《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英汉/汉英词汇手册》，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本涉及公用信号制作的双语专业词典。
主要论著：《浅谈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理念和标准》《由“一变六”引发的思考》——电视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制作杂谈《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车间”》——体育赛事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区功能解析，《多哈亚运会向雅典奥运会看齐》——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浅析，“小马拉大车”—“超级体育”成功之道，《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英汉/汉英词汇手册》。
对中国体育电视做出贡献的必须提到的学者：任金州，原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他与央视体育中心合作主持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电视体育转播标准研究》，并主编了联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2005年）、《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2006年）、《英汉/汉英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词汇手册》（2008年）。他带领传媒大学师生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赛事的公用信号制作。程志明和任金州，两位在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领域颇有建树的人物，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为中国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事业，乃至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工作不仅提升了中国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水平，也为中国在国际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为了给周报写一篇叫《掌声响起，体育沙龙》的短文，我被邀前去看了《体育沙龙》开播的第一期、第二期节目，后来登载在1995年同月的《中国电视报》上。并记得为了挥毕这篇文章我和郁洁在电话里认真地聊了好几次。我想几年的拼搏下来，一定有人掉了不少头发，长了几丝皱纹，当然也一定有一些踏踏实实的人获得了不少业务和心态上的收获。关键的是我们的勤奋有人喝彩！所以在几年之后再写这篇长一点的文章的时候，我还是用了那个很多人欣赏的旧名《掌声响起，‘体育沙龙’》。
属兔子的程志明，好动。打小时候，就爱上房揭瓦，上树掏雀。在部队大院里，领着一帮小伙伴，东跑西窜的，没个消停。上了学，还是贪玩，不好好念书，老师也拿他没法子。快读高小了，程志明的爸爸——一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老军人，忽有所悟，觉得棍棒之下难出人才，硬的不行还得来软的，他把儿子唤来开导：“晓得为啥爸爸姓陈你姓程吗?老话说“好汉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咱本姓程，可我把祖上传下来的姓结弄丢了，不就因为是个睁眼瞎吗?刚上部队时，文书造花名册，南方佬分不清陈和程，给写差了，我也不识字，人家写啥算啥，糊里糊涂地就姓了陈，你说窝囊不?那时穷，念不起书呀!当了兵，行军的时候，一人背后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字，后面的看前面的，就这样总算认了几车斗大的字。没文化，不知吃了多少哑巴亏!告诉你，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咱程家要出一个大学生!你当了，算你有种!你当不了，你的儿子也要当大学生!不然，我是死不瞑目呀!”说着说着，泪水夺眶而出。这一番话，震撼了程志明幼小的心灵。从此，他像变了个人样，开始用功了。
程志明说自己天生是奔波的命，从小跟着父母南北地跑。他1951年出生，老家在湖北红安，他生在安徽。生下来就跟着爹妈随军，部队到哪儿他到哪儿。8岁那年父亲转业到了北京，算是安定下来。文革开始时他刚15岁，正是念书的时候，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程志明也当了，写大字报，刷标语，组织文艺演出，耽误了不少学业，也练了一笔好字。不久上山下乡，十六七岁的程志明也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分在3师19团，驻地在宝清县双柳河镇。
程志明不忍让父亲伤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为了父亲的一句线多年体育记者，除了尽心干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还给不少报刊撰写稿件，翻译文章。1984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世界体育》节目，缺文字稿子，韩乔生来找程志明，说：“你英语好，又懂体育，我这里有外国弄来的资料带，你一边听，一边译，怎么样?”程志明想,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应允了。设想到这活儿还真不好干，当时对国外的情况知之甚少，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不知怎么翻，于是便四处请教。有些鲜为人知的体育项目，总不知怎么译好。比如。“冰壶”，他译作“冰上溜石”。韩乔生戏言：“你翻成什么就是什么。可也不能太离谱。”程志明那时不熟悉足球，碰着拗口的外国球队名就头疼，好歹翻出来，连韩乔生也费琢磨：这是不是“尤文图斯队”?就这样一干就是四五年，程志明为这个专栏翻译编辑了三十多万字的解说词，风趣幽默的风格顿倒了无数观众。
学习如赶路，程志明有事忙事，没事就忙着求知。打当体育记者起，就开始剪贴有关体育资料，家里的剪报一摞挨着一摞。10年过后，他利用这些资料，编著了一本书：《世界体育万花筒》。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题了书名，著名作家鲁光作序。鲁光说：“十年磨一剑，程志明是十年编一书。”不过，提起这事，程志明觉得愧对夫人。他夫人帮他收集资料，誉抄稿子，可是书出版时，既没有她的名字，也没有想到用什么方式在书中表达一下对夫人倾心支持的感谢之情。程志明开玩笑说：“亏的是一家子，要不会吃官司的。”
等到1982年，程志明经过国内新闻报道的摸爬滚打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领导把他派到伦敦采访汤姆斯杯羽毛球赛。这一次程志明赶上了机会。那—年是中国男队第一次参加汤杯赛，其时羽坛霸主是印尼队，决赛时大多数中国记者认为中国队没有什么希望，竟然没有去赛场，而程志明是个勤快人，也是个有心人，于是他成了在场看球的少数几位中国记者之一。不曾想中国队如有神助，竟然战胜了印尼队。正所谓“天道酬勤”，这让程志明在圈内一举成名，他采写的夺冠纪实报道《不畏艰险攀高峰》成了独家新闻，国内媒体竞相采用。国际电台领导大喜过望，给程志明颁发了嘉奖令。
那次是和香港一家电视台共用机房，这自然就形成了竞争，看谁家的消息发得快。开始比不过人家。程志明他们不服输，就思谋绝招儿。因机房在山下，赛场多在山上和半山腰，他们老早就上山探路看好地形。比赛前抢站有利位置，保证赛时的拍摄。一赛完，又利用运动员尿检前的一点儿空，抓紧采访。然后把带子交给年轻力壮的小王，由他跑步送下山。车轱辘虽快，路却堵，怎么也比不上“神行太保”。一次，小王急跑四五里路，冲进机房时，忍不住高兴得大叫：“新闻回来了!庄泳夺冠!”香港电视台同行大为惊讶!
最有意思的还是“追截”萨马兰奇。一到巴塞罗那，中央电视台就请何振梁代为联系，想采访萨马兰奇。可等了三四天，还没有准信儿。一天傍晚，程志明他们和萨马兰奇一行四人擦肩而过。浓浓的暮色中看不清楚，等反应过来，急忙掉头追去。萨的两位贴身保镖警觉地回头阻拦。程志明急中生智，大声说：“萨马兰奇主席，我们是中国记者!请问一下您的秘书安妮小姐，我们早已联系采访您了。方便的话，我们谈一谈。”就这样，程志明他们获得了萨马兰奇的同意，一起步行到有灯光的体育场门前，进行了一次“追截”来的采访。
其实栏目开办的创意源于“巴城奥运”，程志明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体育部主任马国力曾主持过每次20分钟的《奥运沙龙》谈线年广岛亚运会前，马国力就对程志明说，1995年体育频道将开播，为弥补评论的不足，需要创办一个评论性节目——《体育沙龙》，同时谈及了一些设想。《体育沙龙》有别于其他节目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的形式完全是一种谈话，俗称“侃大山”，由主持人、专家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围坐一起，深入浅出地各抒己见。当时这种“谈话”节目在国外甚为流行，在我国则刚刚起步。一些电视台虽然也在尝试，但都没有积累起完整成熟的经验。象《体育沙龙》这样1个小时的“长侃”节目，又是现场直播，在中国电视史上还是首例。无前车之鉴，犹如在沧茫大洋上开辟新的航线，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当时1995年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实话实说》也还没有开播，没有正式浮出水面。
《体育沙龙》当时每周五晚上播出，纵观播出的前半年的选题,诸如“体育暴力的背后”、“纵论转会潮”、“国奥队，我为你着急”、“体育休闲漫谈”、“你能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吗——我国青少年体质和健康状况分析”、“生命无价”，等等，既有竞技体育的热点问题，又有全民健身群众关心的问题，这些或为新闻焦点，或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而又引人深思的事情，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后来也间或穿插一些“软性话题”，如“双休日漫谈”、“老外的篮球故事”等。在不少观众被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中的长侃弄得大倒胃口的时候，《体育沙龙》的一小时“长侃”却吸引了一大批体育迷，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节目制作者们选中了好的题目。
郎平是人不是神，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她能够挑起全国人民的期盼和重托吗?如果她的心理准备不够，她未来的道路真会顺利吗?《体育沙龙》决定为郎平泼点冷水。编导们的心里很清楚，这一次的节目可能会对郎平回国开展工作铺平道路起极大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次请来的嘉宾都是清一色的球迷，他们满腔热忱地来为郎平“松绑。“郎平这次回来，并不是来拯救在深谷中的中国女排，而是尽力帮助中国女排从深谷中一步步爬上来。我们热爱郎平，就不能在她还没有抡开了干之前就给她套上沉重的枷锁。
足球改革多年来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正因为足球改革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所以1994年中国足协推出足球运动员体能测试就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把体育界、足球界冲击得东倒西歪。先是国家队运动员李红军、翟彪等在12分钟跑和25米折返跑中测试未能达标，后又杀出广东太阳神队的体能教练刘铁强烈反对足协的这种体能测试标准。一时间，围绕着足球运动员的体能测试，中国足协,各俱乐部运动员、各队的体能教练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可以说1995年1月开播的《体育沙龙》将体育界其它的“热点”抓了个八九不离十。辽宁足球队队员集体，反映了俱乐部机制存在的问题；春节期间，意大利足坛发生惨案，一名球迷在骚乱中丧命，举世震动，他们意识到，这个悲剧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是人类走向文明过程中产生的糟粕，对这种有违奥林匹克精神和道德的卑劣行为，必须无情地给予痛斥和鞭挞。于是，体育沙龙以“体育暴力的背后”为题，列举了近十几年来的国际国内体坛的暴力事件，深刻细致分析了体育暴力产生的原因，旗帜鲜明地反对体育暴力；国奥队在戴拿斯杯上失利，及时地把主教练戚务生从云南请回北京，向观众恳谈了其中的原委。
人们总以为体育是一种最少思想的文化活动，一些体育形象的雕塑都去了头颅，以示体育只与筋肉有关，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偏见。在《体育沙龙》里，人们要谈思想、论哲理、叙感情，选题精当是颇费匠心的。追踪竞技体育热点固然引人入胜，如在足球甲A狼烟四起之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兵团集结之日，乒乓球队捧回7个奖杯，国奥队被拒之奥运门外，都能找到谈话的理想入口，但社会体育敏感的话题也同样会引来铃声不断的热线电话：公用体育场地何时开放，知识分子健康谁来维护，青少年体质状况下降到了什么程度，城市大秧歌怎样规范，球场的“国骂”何日可绝于耳，双休日如何打发，都可以在体育沙龙里引发争论，没有人来做说教式的演讲，但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共识。
每周一次的节目，使这个由六七人组成的节目组始终处于连轴转、超负荷的紧张状态，当然最着急上火的要数制片人，无论策划、选题、请人，还是布景、镜头、字幕，一应俱全都要他上心，疏忽了哪个环节都不行。当时制片人程志明说：“只要星期五一过，我就开始急，星期天达到顶点，如果下周的选题还无着落就睡不着觉了。”说着他就打开一本密密麻麻记满了姓名和住址的通讯录，这是他寻找选题线索的“希望之光”。选题并非随地都能捡到，有时还真让人绞尽脑汁，没有什么赛事的淡季，话题更比金子贵重了。有一天晚上，他又到了那种“夜不能寐”的时刻,他一连拨了二十来个电话都没有结果，就在最后一个电话即将收线的时候，对方提起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偶然中的发现使他们做了一期漂亮的节目。
“每次主持，我都象得一场大病似的。”在《体育沙龙》直播初期，主持人师旭平对记者说。的确，每一次主持，主持人都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主要难度有二。一、来宾不是专家就是消息灵通人士，而每一次的话题和来宾都是新的，主持人不可能什么都明白，既要充分发挥来宾之长，又不露自己之短；二、节目是现场直播，预先不演练，更无稿子可背，来宾具体谈什么话，主持人事先不很清楚，要因势利导，控制好局面，极其艰难。它要求主持人具有丰富的学识，良好的心理素质，很高的应变能力,好在马国力和师旭平都是资深记者，他们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挑战，一步一步地向成功与自由的境界迈近。
以往的电视直播大多是主持和来宾坐在一排面对观众，《体育沙龙》却时常是主持与来宾围坐一圈，现场的大屏幕置于一侧，映出体育画面，衬出鲜明的主题。开播后拉上窗帘，大屏幕变成了窗户，这种新颖独特的家庭式布置曾使到场的许绍发发出感慨： “感觉象朋友聚在家里聊天一样。”这正是导演郁洁营造的氛围：“沙龙’就应该轻松……这样可以把主持、来宾与观众的距离拉近。”加之现场热线电话使观众介入后，使《体育沙龙》从形式到内容都进入了一种和谐的境界。
程志明的本子最有说法。来电视台之前，他的十年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生涯中，本子上除了记录工作之外，还有很多朋友间的私人交往：谁曾在生活上帮助过他，谁教会他录音和摄像，谁在他工作一筹莫展之时，伸出过友谊之手…程志明的理论，做人应该有良心,讲感情。调进中央电视台“漫谈”栏目之后，本子的利用率更高了，有时一天要翻好几遍。他说：“我什么都能丢，唯独本子不能丢。”本子是程志明的百宝囊，在工作上它不仅具有取之不尽的神力，在感情上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寄托。
“漫谈”毕竞是走过来了，伴随着酸甜苦辣，伴随着赞扬和批评，在一班人马的精诚努力下创下了体育节目的名牌。“沙龙”作为一个以谈话为特点的节目，语言的艺术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程志明深有感触地说，100多期做下来，也挺长见识和学问的。就为这个讲话的艺术，有时在选人上费尽了脑筋。有的人肚子里有学问但倒不出来，有的人能表达又缺乏逻辑的推敲，有的人虽然二者兼备，但说出的话又缺乏感染力。要想找到十全十美的，简直是风毛麟角。然而，在“漫谈”组织者的精心安排策划下，“漫谈”还是显出了它的功力和风采。在“漫谈”时间里，人们围坐在一起，谈思想，论哲理，叙感情，其乐融融，文化氛围颇浓。“漫谈”在力求内容的丰富与多样、形式的完美和创新上，也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在中央电视台1996年优秀专题栏目评选中，这个难度较大的栏目荣获二等奖。
九十年代以来，除了大量而繁杂的体育转播使体育迷们大饱眼福外，像《体育沙龙》这样的站在文化的高度看待体育，深层次理解理解竞技体育的节目使观众有更强烈的参与意识。与《足球之夜》以年轻后生充满朝气的风格不同，《体育沙龙》最初以中年人的稳重与思辩见长。这可能与《体育沙龙》的发起者马国力曾当过兵、制片人程志明是“老三届”的“老插”、师旭平既当过“插青”又当过大兵有关，而他们又通过大学、留学学习有了充分的文化积累，加上可称为“新三级学人”(即77—79恢复高考入学者)的郁洁，这四个从40岁到49岁的“四条汉子”成为《五环夜话》的四根台柱。
四年来，《五环夜话》在众多的体育电视栏目中抢滩登陆，并一跃成为“明星”，成为体育迷们难舍难分的非常牵挂的宠儿。“夜话”接到了无数个拨打了多少次才打进来的电话,收到了派专人读都读不完的信件，称赞与建议占了90%以上；一些批评虽然尖锐却能窥见批评者对它的关注。《大学生》杂志总编钟岩说：“这是我见到的体育电视中最有品味的一个栏目,有些比赛我可以不看，‘夜话’却不能不看。”球迷毕立原用遒劲有力的笔墨改写了《沙家浜》唱词：“来的那是腕儿，全凭嘴一张。相逢是知己,过后还思量。”国安队的球迷陈力朴打电话说：“看了‘沙龙’袒护裁判魏吉鸿，我发誓永远不看你们的破‘沙龙’了，后来看你们还办了几期好节日，也就扯平了，今后要接着看。”不管是夸是骂，它终归是受人瞩目的。
人们也记得郎平归国首都机场犹如迎接一位元首的热闹，“夜话”却不凑热闹，郎平出国几年后的成熟与冷静，通过“夜话”做出了最直观的反映。汪嘉伟刚从日本归来时的“期待喝采”也颇见光采，这位当年诸多年轻女球迷眼中的“白马王子”不失英俊潇洒，又增添了成熟与老练。为了勾起人们的回忆，编导郁洁“众里寻他干百度”找到了当年还是小学生，如今已有了一定名气的“王氏记者三姐妹”中的王葳、王菲，她们至今还留着当年剪贴成册的汪嘉伟剪报集。于是，一个振兴中国男排的沉重话题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展开了。后来汪嘉伟果然扭转了中国男排的颓势，有观众去信说，在《五环夜话》中听汪嘉伟一席话，感觉到他今非昔比了，他从一个矫健光采的人成为有统帅之才的人。
观众尤其记得几年前主持人马国力步步紧逼问马晓春，让他对聂卫平的棋做个评价，马晓春绕着圈子论证，最后评论“他现在输给了初级，只能说他水平下降了，他没有原来那样投入了”。当今同行之间恰恰缺少这种真实的评价，马晓春不可能写这样的文章。却能侃出这样的心声，这正是“夜话”的优势。“夜话”中马俊仁对昔日辉煌的留恋与后来学生出走的尴尬；“夜话”中聂卫平发出的“如果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很顺心如意的话，对棋艺应该是有好处”的感叹，都是“神来之笔”。观众也会体验到冠军们在很多事情上和凡人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不辞辛苦的“夜话人”不时随“热点”搬家。1996年大连万达夺冠，“夜话”让大连球迷向全国球迷倾吐欢快的心情。1997年八运会，“夜话”又到上海讲述“浦江夜话”。在黄浦江的夜幕中，有月光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江水旁，“夜话”又就体育生活、体育文化、癌症康复、体育邮票、体育历史广泛漫谈，尤其两个十八、九岁的女球迷如机关枪般的侃谈足球令主持人师旭平都难以插话，使人感到“夜话”是线年中国足球队在上海集训，“夜话”把国外留学归来的杨层、孙继海、李金羽请来，这期《中国球侠西游记》真让惦念着他们的中国球迷满足了心愿。五年职业化足球，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为足球走向市场做出了扎扎实实、无以替代的工作。无论《足球之夜》还是《五环夜话》，都是足球职业化在新闻领域里的开拓者。《五环夜话》有近一半栏目是谈足球的，人们感到“夜话”是真心好足球的，是充分肯定中国足球改革的成绩的。
1984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因为价格昂贵，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一起出钱购买了奥运会转播权，香港TVB出钱最多，所以，很多国家和地区电视台都不去洛杉矶，而到香港TVB电视台制作节目。中央电视台共6个人去了香港，在香港电视台里看着电视画面解说开幕式。解说员是宋世雄，因为对美国文化以及开幕式的创意内容不甚了解，又没有解说词，其中有15到20分钟，他几乎没怎么说线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也发生过。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央视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转播优势，投入三个开路频道、一个高清频道和四个闭路频道，连续播出3700至3900小时的奥运节目。转播范围也更加国际化，摒弃以往只转播有中国队参赛的项目或有中国元素的内容的做法，有相当一部分转播全是外国运动员参加的项目。虽然存在着设备短缺的硬伤，也有着开幕式转播效果与国际大台相比技不如人的缺憾，然而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了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统一理念之后，东道主国家参与制作公用信号项目最多的一次。
“这是个欧洲人制定标准并占垄断地位的行业。”程志明说，体育比赛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业，公用信号指多于一家电视台使用的信号，英文是International Feed 或 World Feed，与单边播出的概念相对。在本届北京奥运会，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服务于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为全部28个体育赛事项目制作电视公用信号。“如果把BOB比作一个大的电视产品贸易公司，每个比赛场馆就是这些产品的制作车间，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就是车间的工人，电视产品通过光缆传送到BOB，由BOB批发给各个国家的电视台，各个国家的电视台经过本国元素的包装和加工，就是观众们看到的画面了。”据他介绍，这个领域一直是欧洲人的天下，在雅典奥运会之前，亚洲国家只有韩国和日本参与过公用信号的制作。以此次北京奥运会为例，在20多个参与提供公用信号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一半左右，因此，中国团队能够挤入这一阵地实属不易。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现任BOB首席运营官的马国力对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OBS)首席执行官罗梅罗说：“让东道主国家中国参与到更多体育项目的信号制作中，难道不好吗？”于是，北京奥运会成了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统一理念之后，东道主国家参与到公用信号制作中制作信号项目最多的一次。在全部28个大项中，中国制作了其中七个大项；BOB发送的3600多个小时的信号中，中国团队发送的信号大概占了1/5。
北京奥运和给BOB“打工”的经历给了中央电视台一次大规模自我营销的机会，但如何追赶世界顶尖电视台在大型体育赛事转播信号制作领域的脚步，给走向世界的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新的课题。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几天内，网友对于BOB和美国NBC电视台所转播的奥运会开幕式比较后发现NBC的转播水平更高，这显示NBC在奥运会开幕式这种大型庆典活动转播信号制作方面更高一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相比BOB，NBC在很多BOB没有设机位的地方都设了自己一整套的摄像机，另外，NBC转播比直播晚了12个小时，它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画面的剪辑。”程志明说。
据了解，在体育赛事信号制作方面，NBC把奥运会的28个大项分成了五个级别，最高的级别就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项目——篮球、体操、游泳等。在这几个项目的转播上，他们不用BOB的公共信号，而是自己进行信号制作，每场比赛摄像机投入比BOB更多。专家表示，NBC的转播为央视今后在体育赛事信号制作方面走向尖端和国际化指出了方向。“央视与BOB或其他国家电视台的真正差距不在信号制作技术方面，而主要是设备的老旧与匮乏方面。”
在雅典奥运会上成功完成了乒乓球、羽毛球、现代五项三个比赛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中央电视台日前表示，作为东道主的国家电视台，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央电视台将集合全国的优秀电视人争取制作完成10个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都是由国际奥委会授权的国际体育广播公司与奥运会承办国共同组成的机构负责，由他们召集全世界最优秀的电视制作队伍完成。中央电视台是从雅典奥运会才开始参与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竞赛部副主任程志明介绍说，奥运会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与电视转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年前，中央电视台争取到这项工作时，对它也没有一点了解，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两年来，经过几百小时的制作实践，中央电视台派到雅典的58人的制作队伍，按照“公正与平等、运动与情感”这一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核心理念，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得到了国际体育广播公司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