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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是现阶段《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的重点任务。然而我国农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边缘和脱贫不稳定家庭，仍普遍面临内生发展能力不足和主体能动性低下等系统性困境[1-2]。在遭遇返贫风险冲击时，其风险抵御能力和复原力相对较弱，更易再次陷入贫困[3-4]。家庭发展韧性，意指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因素和冲击后避免贫困，并在未来维持高福利水平的能力[5]。提高发展韧性有助于构建风险缓冲机制、增强主动适应能力，并形成动态调节系统。这不仅可强化农户家庭对生计脆弱性或逆境的感知和预测，更能有效降低其返贫风险[6]。为探寻增强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实现路径，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转移支付[7-8]、能源贫困[9]、数字金融[10]、帮扶政策[11-13]等物质、经济和政策等层面因素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了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的潜在价值。立足文化这一重要因素，对有效防范返贫风险、推动脱贫成果长效化以及扎实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14]。
贫穷不拒绝文化，脱贫离不开文化[15]。无形的文化要素作为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与有形的自然、物质、金融等资本同样深刻影响着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和发展能力[16-18]。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智慧结晶，优秀传统文化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历来备受国家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赋能作为关键路径，多次明确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伴随着《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关于持续推动非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等重要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①（下文简称“非遗”）逐渐被融入重大国家战略，并成为赋能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政策推动下，众多乡村将非遗资源作为重要生产力，通过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挖掘其潜在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有效助力农户脱贫纾困与内生发展[19]。
然而，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系统性保护在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中的实际效果和可持续性如何，尚缺乏充分探讨。首先，既有文献虽基于定性分析对小尺度案例地的非遗减贫过程与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19]，但在考察非遗的作用效果时，主要聚焦短期增收效应，关注农户家庭经济福利的即时改善。当前，伴随社会和家庭的快速变迁，农户家庭常遭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生计风险。立足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理解其经济状态的长期、动态变化至关重要。作为衔接外部冲击和长期发展的核心纽带，家庭发展韧性将风险与不确定性纳入家庭福利分析框架，动态反映家庭应对外部风险并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20-21]。这为探索非遗减贫的稳定长效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现有研究多聚焦与传统人力资本相关的认知能力机制，却较少从新人力资本中更重要的非认知能力机制进行考量。然而，基于认知能力的传统人力资本内涵正面临反思与批判，其对微观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也趋于弱化[22]。非认知能力是指相对认知能力而言，隐藏在认知能力背后的未被衡量的心理特质，主要涉及人格特征、耐心、信任、情绪、自我管理、社会交往和毅力等[23-27]。相比之下，农户的非认知能力对其自身与家庭福利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的认知能力，且对低技能家庭更为友好[28]。此外，认知能力通常在个体生命周期早期便趋于稳定，而非认知能力则具有更长的可塑周期和更强的环境敏感性[28]。因此，有必要立足非认知能力视角，探索更多元化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和新人力资本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各地非遗名录的时变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开展大样本实证分析，系统考察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试图为推动脱贫成果长效化提供新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3方面。1）在理论上，本文首次从动态与不确定视角，捕捉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家庭生命周期福利的长期效应，弥补了以往研究仅关注非遗对农户家庭增收（即初次福利分配）的静态影响的局限性[9]，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基于文化因素的理论阐释。2）在研究机制上，本文揭示了非遗系统性保护通过提升非认知能力产生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进而增强家庭发展韧性的作用机制，突破了既有研究多拘泥于传统人力资本框架的思维定势，丰富了理论视角。3）在研究边界上，本文从家庭经济、家庭技能和非遗类型等角度揭示了异质性效应，并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和文化服务普惠的调节作用，为后续政策部署提供了更为精准有效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非遗系统性保护是指对非遗进行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综合性实践[29]。其中，保护是维护存续基础的首要且最紧迫的任务；传承即代际传递，系政府、社会及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开发利用则为非遗当代价值的实践[30]，其实质是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31]。这一过程传承和积累了乡村在地文化资本，并通过多种形式嵌入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引领与推动乡村振兴[32]。根据文化资本理论，在非遗系统性保护下，农户通过主动参与非遗传习与被动应对环境变迁，经由具身化实践、客体化转换、制度化确认三重机制[33-35]，将非遗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和实践，逐步将地方性非遗资源转化为新型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能够实现物质和禀赋的转化[15,36]。结合以上认识，本文认为，非遗系统性保护提升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本质是赋予农户以文化资本，并通过文化资本要素的物质转化（以文化物）和禀赋转化（以文化人）两个基本逻辑，释放非遗的“物质-精神”双重性的生产力红利，从而提升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家庭发展韧性的概念源于贫困陷阱理论、脆弱性理论和韧性理论的整合，与先前概念不同，发展韧性侧重家庭和个人的福利特征，其被定义为“个人、家庭或其他单位在面对各种压力因素和冲击后避免贫困，并在未来保持高福利水平的能力”[5]。作为一个前瞻性概念，其主要适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家庭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换句话说，发展韧性更强的家庭，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8]。家庭发展韧性的变化源于两个方面：第一，福利期望的变化，即家庭内部经济向上流动趋势的提升；第二，福利差异的变化，指家庭内部经济下行风险的降低[37]。对经济上弱势或低收入家庭来说，实现韧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改善家庭面临的外部环境，使其有机会获得资源和提升能力。
非遗“以文化物”的运行机理体现在，文化资本要素禀赋向物质资本转化，即将非遗本身作为生产要素，对其经济价值及形式进行挖掘和生产性开发，赋予非遗以产品形态和商品价值，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造福于民。其核心价值体现为切实推进产业创新、有效开拓就业渠道与显著增加农户经济收入的三重性，进而有利于提升农户家庭内部经济向上流动趋势，并降低家庭内部经济下行风险。首先，非遗的生产性转化与市场化延伸驱动相关产业链重构，促进乡村经济转型，从源头上编织了避免返贫的经济安全网。例如汤佩等[19]对贵州省高华村非遗减贫成功案例的研究发现，非遗带来乡村产业的经济结构优化有效缓解了贫困的根源性问题。其次，非遗的传承与现代转化形成特有就业生态和扩展就业空间，为农户提供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参与机会。这促使农户生计方式由传统单一农业向涵盖乡村旅游、非遗文创等新兴业态的多样化、现代化方向转型[18,38-39]。相关研究佐证了这一机制：对非物质文化要素的认知和运用在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中占据关键地位，通过提升其知识与技能获取的能力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17]。最后，非遗系统性保护促使当地农户以传统手工艺、民俗表演、节庆活动等形态介入市场经济，这直接推动了农户家庭物质层面富裕与福利水平的长期提升。典型案例如少数民族通过非遗刺绣技艺的商业化获得经济独立，其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此得到极大改善[40]。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eckman等提出，通过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来构建以能力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框架，并且着重强调了非认知能力独立于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24]。这一理论的提出扭转了以教育、培训和健康3要素为核心的传统人力资本观，并改变了认为“收入主要由认知能力决定”的传统社会学理论[28]。Richards对已有文献中所研究的非认知能力进行系统归纳，将其分为态度、内省和人际3大类心理特质[41]。相比认知能力，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新人力资本提供了一个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且非认知能力的可塑期跨越整个生命周期[28]。
非遗“以文化人”的运行机理体现在，文化资本要素禀赋向有关态度、内省和人际方面的新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的转化，以此勾勒出增强个体心理禀赋的现实路径。具体表现为非遗通过文化价值共振、情感价值共鸣与社会价值共筑3个方面提升农户有关态度、内省和人际3个类别的非认知能力，助力其自尊自信树立、内在力量激发、积极情绪构建和社会互动联结。其一，提升农户态度类别的非认知能力。非遗系统性保护强化了农户与地方和文化的联结，赋予其深厚的文化自尊、自觉和自信，这种文化认同进一步转化为个体的自我认同、自我意识与自我激励[42-43]。例如Su等研究发现，农户通过参与回族非遗刺绣增强了自信心、获得了积极的自我评价和对个人能力与价值的认可[40]。吴冰等的研究亦表明，农户由传统农业转而经营非遗文创店、农家乐等多元业态后，感到比之前更加充实、快乐和自豪[39]。同时，非遗蕴含着包括历史伦理、处世哲学、道德训诫、精神信仰等在内的丰富文化基因与价值内涵。这种价值共振有助于洗涤群众心灵、培育文明乡风[44]，实现农户积极价值观的培育与自身行为准则的内化[16]，最终转化为内在精神动力。其二，提升农户内省类别的非认知能力。农户通过互动形成情感联系与共鸣，集体情感的同步性增强个体归属感和心理满足感等积极情感反应，塑造更加健康的心理状态。例如已有研究指出，非遗表演活动引发爱、快乐和幸福等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改善个体心理健康[46-47]。其三，提升农户人际类别的非认知能力。非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地方，在时空维度上维系乡村的文化凝聚力和社区向心力。这种社会和谐性为基层社会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和谐安定的合理场景[44]。例如，在传统手工的协作性生产与节庆仪式的展演性互动中形成团结高效的社会网络[48]，这类网络有效缓解农户身份认同焦虑和文化归属危机[49]。
作为一种心理特质，非认知能力是不容忽视的“软实力”[50]。根据新人力资本理论，非认知能力会对个体的职业选择、工资收入、健康及健康行为、社会行为等方面的经济社会表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24,28]，并通过经济决策、劳动生产力和工作绩效促使个体突破资产和技能的预算约束[51-52]，且这种影响将贯穿整个生命周期[53]。尤其对以低技能为特点的个体，这种影响甚至超越了认知能力[22,54]。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阶段，农户要实现长效减贫和福利长期发展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破除行为失灵、志向失灵与内生动力丧失[55]。“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解决农户“等靠要”思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问题，调动农户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持久性的内生发展动力，这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韧性。已有研究也广泛验证了非认知能力在提高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性收入[56-57]中的作用。其核心逻辑在于，非认知能力越强的农户越具备积极进取、努力拼搏、情绪稳定、乐于社交等特质，这些特质对其经济活动产生正向影响，有助于纾解贫困[58]。此外，非认知能力被视为嵌入生计资本中的有价禀赋，能够帮助农户获取生计所需要的知识性、网络性和资产性资源。这有助于农户在面对生计风险时作出更优决策，并增强其生计风险应对、适应和恢复能力，从而提升生计稳定性和适应性[50,58]。相关研究也从不同视角证实了二者间的关联。例如，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和较高的心理韧性水平是应对生活磨难的力量，能够增强个体在遭遇生计风险和逆境环境时的应对能力，从而加快生计恢复[59-60]。Li等指出，信心、幸福感和韧性共同刻画个体的心理承受力，并深刻影响农户家庭在应对风险和脆弱性时的经济行为和生计决策[61]。Wu等发现，对未来发展的期望、乐观和冒险精神等心理特质能够提升农户在不确定环境或政策调整中的适应能力及其生计策略的灵活性[62]。因此，农户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强其家庭发展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本文使用的农户样本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该数据库自2010年起每两年进行一轮追踪调查，截至2022年已完成7轮，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域约16 000户家庭，具有全国性、代表性、综合性和抽样科学性。鉴于数据可用性，本文选取2012—2022年共6轮调查数据用于实证分析。考虑到直辖市相较普通地市级在文化、经济、区位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其非遗项目数量和农户家庭发展韧性水平相对较高；加之部分全国范围性的非遗项目由直辖市代为申报，保留这些样本可能导致模型估计偏误。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剔除了位于直辖市的农户家庭样本。此外，由于家庭发展韧性计算过程中对滞后项的需要，本文最终将6期数据构建为5期家庭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限制性数据提供了农户家庭所在城市及区县信息，能够实现地区非遗项目立项数据与农户家庭微观数据的匹配。上述限制类城市数据的分析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机房内完成。
式（1）中，被解释变量HDRit表示第i户家庭在第t年的发展韧性。核心解释变量ICHit为非遗系统性保护，表示第i户家庭所在城市在第t年非遗项目立项数量+1取自然对数。本文着重关注估计量β1，其代表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净影响。其显著为正，表明非遗系统性保护能够显著提高当地农户的家庭发展韧性。Xit为第t年影响第i户家庭发展韧性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β2为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β0为常数项，μi和vt分别为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使用Stata软件检验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表2汇报了实证结果。其中，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模型初步估计结果，列（2）为进一步加入户主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列（3）则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的主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述结果中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观察到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H1得证。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3项稳健性检验。1）更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不同贫困线标准，将福利阈值调整为国务院2020年前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的人均年收入4000元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2015年提出的人均日消费1.9美元贫困标准。基于调整后的福利阈值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进行重新测算，并进行回归检验。2）更换解释变量。非遗传承人是存续文化根脉、激活保护网络和催化当代转化的核心主体。为进一步检验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影响，提供更加稳健的主效应结论。本文将解释变量替换为地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数量+1取自然对数，重新进行回归估计。3）更换估计模型。鉴于家庭发展韧性的数值范围为[0,1]，其属于有限的解释变量，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再估计。由表3可以看出，各项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63]的做法，基于地理角度选择城市河流密度（即城市单位面积的河流总长度）作为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主要理由是，非遗的形成和空间分布是人地关系耦合作用的结果[66]。其中，水系资源是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占比高达89%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分布在平水带、多水带或丰水带[67]。究其原因，河流沿岸往往是人类早期生活聚居地和文明发源地，地区内往来便利，更易于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催生了更为丰富的非遗项目[63]。由于河流密度数据为非时变数据，故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国家首次以形式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时间变量（2017年及之后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来衡量政府注意力配置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以专题形式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彰显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将有力引导和激励地方层面的非遗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基于此，本文最终构建城市河流密度与政府注意力配置的交互项作为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工具变量。表4 内生性处理
家庭异质性。一是根据农户样本所在年份的家庭净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两类，以探索不同经济水平家庭异质性。二是根据户主受教育程度将农户家庭分为高技能型（大专及以上）和中低技能型（高中及以下）两类，以探索家庭技能异质性。由表5的估计结果可见，非遗系统性保护对低收入型家庭和中低技能型家庭的发展韧性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该效应具有益贫性，其对低收入边缘家庭和脱贫不稳定的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2）非遗类型异质性。我国将非遗划分为10类：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则将其分为5类：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为构建一个更广泛且具国际可比性的分类框架，同时精简分类，本文将中国非遗的10种类型映射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整合为以下5类：表演艺术（含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和游艺），传统工艺（含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间文学，传统医药，民俗。表6回归结果显示，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3类非遗的系统性保护显著增强了农户家庭发展韧性，民俗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民间文学则产生了抑制效应。这表明不同类型非遗资源的价值功能转化效能存在显著差异。其深层原因可能在于：表演艺术、传统工艺、传统医药主要依赖身体实践，而民间文学则更侧重文学叙事，两者对文化素养和文字能力的隐性要求存在差异。相对而言，身体实践类非遗的认知门槛更低，拥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且更容易实现产业转化
Richards将已有文献中所研究的所有非认知能力归纳为3大类[41]：态度、内省和人际。态度类别包括反映个体信仰或思维模式的变量，内省类别包括与其他人互动无关的“本质上是内化的”的心理特质，人际类别则是外化的心理特质。基于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研究定位及CFPS数据库指标可得性，本文选取以下非认知能力指标：态度类别（积极自我、价值信念）、内省类别（情绪调节）、人际类别（社会联结）。进而，通过实证分析检验非遗系统性保护如何经由上述新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农户家庭发展韧性。4.1 积极自我本文结合数据可得性，采用自我效能、生活幸福、生活满意3个指标进行衡量。首先，信心意味着志向水平与内生动力
[70]，对自己越有信心，则自我效能越高。CFPS问卷中对调查对象提出了“信心”问题：“您给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几分（1～5分）？”此外，本文采用“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1～10分打分）”“您给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打几分（1～5分打分）”这两个问题用于衡量生活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表7列（1）～列（3）汇报了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积极自我影响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非遗系统性保护有利于提高当地农户的自我效能感、生活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塑造了积极的自我心态。Tab.7 Mechanism identification
[71]。例如，积极的社会公平价值观会引导农户产生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这将不利于家庭发展韧性的提升。本文选用积极的发展价值观衡量伦理道德层面和价值层面的个人关注，采用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与分配公平进行综合表征。三者同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范畴，分别指手段、交往和结果的公平性，反映了个人对个体、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多重发展目标的价值公平倾向。本文分别采用CFPS数据库中“在当今社会，有关系比有能力重要”“公平竞争才有和谐人际”“经济繁荣要拉大收入差距”3个问题进行衡量。受试者被提问“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上列说法？”共有4个回答选项：十分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十分同意。表7列（4）～列（6）汇报了非遗系统性保护对上述指标的影响结果。从回归结果看，3列中非遗系统性保护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即非遗系统性保护塑造了当地农户积极的社会公平价值观。4.3 情绪调节
[50,73]。本文采用信任（乐群）与互惠（利他）两个指标表征农户社会联结的能力。其中，采用CFPS数据库中问题“对陌生人的信任度（1～10分打分）”来衡量信任，采用问题“您觉得大部分人是乐于助人的还是自私的？（1.大部分人是乐于助人的；5.大部分人是自私的）”来衡量互惠。表7列（8）和列（9）汇报了非遗系统性保护对信任和互惠两个指标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非遗系统性保护使当地农户更加开放乐群，同时更加具有利他的人格特质，增强了其社会互动能力。5 拓展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和文化服务普惠的调节作用
[74]，更增强了其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效能。自2010年起，原农业部和原国家旅游局利用3年时间，评选出100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旨在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本文按照双重差分估计的惯常规则，参考已有研究[75]的做法，通过示范地区名单构造乡村旅游发展的代理变量。具体地，将某地级市获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当年及之后均设定为1，在获批之前均为0，样本期内未获批的城市始终为0。并基于此构造非遗系统性保护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交互项，将其纳入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8列（1）所示，表明地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提高，能够更好地激发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提升作用。表8 拓展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赋能”作为关键路径，强调将非遗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此背景下，突破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解释局限，基于以非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探索和揭示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整合文化资本理论和新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以文化物-以文化人”双维运行机理的理论解释框架，采用非遗名录的时变数据和CFPS数据库2012—2022年6期农户样本数据进行了系统地实证检验。研究有如下发现。1）非遗系统性保护显著提升了当地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具体表现为强化家庭经济上行趋势并降低下行风险，且该效应具有益贫性，对低收入边缘型和中低技能型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不同非遗类型之间存在差异化影响，其中，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3类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对提升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具有积极作用，而民俗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民间文学则呈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2）机制分析显示，非遗系统性保护通过提升农户在积极自我、价值信念、情绪调节、社会联结等方面的非认知能力，形成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进而增强农户家庭发展韧性。3）扩展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文化服务普惠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强化非遗系统性保护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提升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建立非遗赋能导向的分类施策保护体系，并重点关注低收入边缘型和中低技能型家庭中的非遗嵌入机制。对于传统医药、传统工艺和表演艺术类非遗，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传承人主体、社会协同的多维协同保护机制，提升其系统性保护水平，并考虑提高将其纳入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优先级，充分释放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的生产力红利。对于民俗和民间文学类非遗，则可探索创新保护传承路径，重构其与乡村生产生活的有机联结，以激活其在农户家庭内生发展中的效用。其次，创新以非认知能力为导向的新人力资本培育机制。非遗系统性保护除了能够实现文化资本要素的物质转化之外，还能实现其禀赋转化，这体现了基于非正式教育的“投资于人”逻辑。因此，需要超越传统的认知能力培养框架，构建涵盖积极自我、价值信念、情绪调节和社会联结等在内的非认知能力评估与培育体系，推动文化资本向新人力资本的禀赋转化。再次，推动“非遗+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将非遗有机融入乡村旅游的文化场域、体验场景和消费空间，构建沉浸式非遗体验生态。最后，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和供给模式创新。既要完善乡村非遗传习所、文化展示中心等基础文化设施，也要积极推动非遗下乡及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扩大优质非遗资源的覆盖面和可及性，切实保障农户的基本文化权益及非遗参与度。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和有待深化之处。首先，本文采用的家庭发展韧性概念源自西方理论语境。未来可立足中国乡村发展实际，对该概念的内涵及测量进行本土化重构，以增强其在特定情境下的理论适切性。其次，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效果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即地方非遗项目数量的增加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未来研究设计中可考虑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或引入滞后变量，以捕捉这种潜在的时滞效应。此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艺术、内容、传统技艺等特殊维度，探究各类非遗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与路径，以构建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例如艺术角度体现于审美欣赏对人的熏陶，内容角度体现于优秀中华传统理念和道德的弘扬，而传统技艺角度体现于中华深厚文化底蕴的传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