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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中国学界同仁来说，“体育全球史”既熟悉又陌生。拆开来看，“体育”“全球”和“历史”都很容易理解;但在术语意义上，“全球史”“体育史”及“体育全球史”（GlobalHistoryofSports）却另有深意。作为独立概念的“体育全球史”有别于“全球体育史”“外国体育史”和“体育全球化”，拥有专属的研究旨趣。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全球史”研究在欧美体育史学界悄然崛起，但相关动向并未引发中国学界的注意。故而，本研究拟用文献分析、比较考察和案例剖析的方法，尝试梳理“体育全球史”的源流，评说欧美学界的典型成果，理清其确切内涵，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时代全球体育的发展趋向。

　　西方史学界对于全球的认知，萌生于文化传统中对于“世界”的描述。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1]（Herodotus，公元前485年—前425年）就记录了当时的“世界大事”——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为了探究战争的背景，他远赴西亚和北非，留下了西方史家最初的关于希腊城邦以外的异域图景。但是，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范围极小，希罗多德的脚力和目光所至基本局限于东地中海。罗马帝国的建立为历史学家的异域观察打开了宽广的视野。罗马史家波里比阿[2]（Polybius，约前204—前122）意识到：“时至今日，历史已然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一切变化均趋于同一个结局。

　　在尚未认识到人类共居于一个的整体的地球之前，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认知。西方人对于全球历史关联认识的质变，发生于15世纪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全球航行之后。马克思对于海陆大通的“世界历史”意义有过经典阐释：“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但是，马克思的先见并未成为19世纪西方思想界的共识，流行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世界观是“西方中心论”。西方殖民者以“世界主人”自居，贬低非西方文明的价值。黑格尔[4]曾写道：美洲文明缺乏原创性;非洲人太过原始;亚洲各地要么荒僻野蛮，要么闭关自守;唯有欧洲才拥有真正的历史，能代表真正的世界精神。此种傲慢与偏见在20世纪之初的全球变局中遭遇了挑战[5]。二战以后，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变革和席卷世界的全球化运动，促使西方历史学家深度调整思维，一种新型的世界历史认识体系逐步建构起来。为区别此前的种种世界历史学说，这种新观念被命名为“全球史观”[6]2。

　　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7]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率先提出“全球史观”，呼吁西方历史学家放弃偏狭的“西方中心论”，以更宽广的视野和平等的价值观念来看待非西方世界对于形塑世界历史的作用。此后，他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和《泰晤士历史地图集》（1978年）中深刻阐述了全球史写作的时代价值。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8]的《西方的崛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全球史观为理论指引而完成的世界通史著作，标志着全球史书写范式的确立。该书虽名为“西方的崛起”，但确是在全球背景下考量西方崛起的背景与过程，与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式的历史解释模式大为不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9]的《全球通史》面世。在其第7版序言中的“新世界需要新史学”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学术睿见。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10]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2000年）是一部比较晚近的全球史重要著作。该书既关注文明在时间纵向演进中的“传承”，又特别重视随区域文明发展而展开的空间维度上的横向“交流”。横纵两条线索交织成一个崭新的全球史编纂的立体框架。